实务︱什么样的海外代购行为可能违法?监管执法热点问题有哪些?

发布于:2023-12-24 00:03:54 编辑:佚名 来源:网络整理 阅读:122

当前,

在邮递渠道,

随着电子商务新型交易方式的出现,如

海外代购

原本清晰的分类监管,变得

不那么“泾渭分明”了

那么,什么样的海外代购行为可能违法?

海关监管的热点法律问题有哪些?

小伙伴们请留意咯!

以下是

海关公职律师的法律分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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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代购行为不当或致违法

海外代购可被分为两种形式:

代理购买

帮替购买

前者,依托委托合同基础法律关系而生,往往具有商业性、长期性、有偿性。

后者,并不产生合同关系,一般具有偶然性和无偿性,但不具有商业性。

在海外代购中,不同执法主体对不同行政相对人的不同行为实施多种监管。

就征税管理来说,在“代理购买”形式下,如果代理人在境内经营,税务部门应对其经营行为进行税务监管,对其有偿收益征税。而“帮替购买”因不是经营行为,税务部门不对代理人征税。

但以上两种情况都是购买行为,其引起商品跨境流通的根本原因是有价商购,买受人都要接受海关对其施以包括征税在内的通关管理。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和监管传统,应征税额在人民币50元(不含50元)以上的,海关要向国内被代理人(收件人、商品买受人)征税,且涉及商品不应按个人物品监管,而应按货物监管。除征税外,境内代理人还应接受工商、税务和海关企管部门等行政机关的其他监管。

贸易非贸或商业非商,是相同商品不同海关监管的源头和关键,也是海外代购不法之徒寻隙图利的要点。

伪装为亲友馈赠而偷逃税款的海外代购,其影响监管秩序的成本低、查处难度大、违法空间广,且在一定条件下,使现场关员就是否征税、征何种税、按物品还是货物监管的自由裁量权客观上不受限制。

特别是“帮替购买”的形式,除非收件人自己说明,现场关员仅凭借现有监管手段和资源,几乎无法主动甄别判断其与亲友馈赠的差异。相应地,行走在海关政策交错边缘的海外代购代为人和被代为人,如果一旦精明走样亦会陷入违法泥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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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代购邮递渠道海关执法现状

关于个人邮递物品监管执法,

海关总署先后下发了

两个法律文件

1、海关总署公告2010年第43号

(关于进一步规范对进出境个人邮递物品监管的公告)

2、署监发(2010)475号

(《海关总署关于做好行邮工作促进社会和谐的通知》)

目前,现场主要执行的是后者。

前者,对个人物品限值限量,商业性邮件一律按照货物规定办理通关手续;

后者,重提了“自用、合理数量”原则,提出“在实际监管中,对相对人携带或收寄的物品,只要其能够说清楚,解释明白,是自用的,数量也是合理的,可以按自用物品办理相关手续”。

具体来看,前者是公告,出台的背景是网购及邮购、海外代购等新兴跨境交易方式广泛兴起,进境邮递商品种类由衣、食、用等日常生活用品向高档商品、奢侈品转变;邮寄目的由馈赠亲友、人情往来向交易消费性质转变;出现不法分子企图将进口货物拆分伪报为个人物品,以逃避海关税收和贸易管制的势头。该公告出台的主要目的是:打击不法商家以个人物品名义运进大量实为贸易货物的行为。

后者是内部文件,出台的背景是应对社会问题多发,严格执行前者公告,现场执法纠纷不断,甚至有激化矛盾的可能。

两个法律文件并行,但实际主要执行后者的现状,导致现场执法关员一方面存在自由裁量权过大、标准不一的问题;另一方面又对诸多执法实践存疑,并对有关责任承担产生后顾之忧。

“自用、合理数量”原则

无法从根本上判断

商业性或非商业性,

无从区分海外代购和馈赠亲友

同时,商品在所谓“自用、合理数量”的框架内,客观上也形成了货物与个人物品杂糅的执法情况。

判断商品是否具有商业性,根本要看引起商品跨境流通的原因是否系贸易或商业行为,与商品自身的数量、价格、新旧程度、是否成品等物理属性和用途并无直接必然关系。使用“自用、合理数量”原则,较易使确为非商业性个人物品的商品,和可能为海外代购商业性的同一种商品,统统按照非商业性的个人物品监管,存在执法漏洞。

“自用、合理数量”原则

不够客观量化,

是现场自由裁量权过大的根源

这导致导致行邮现场海关执法尺度不一,对以亲友馈赠之名行海外代购之实的打击力度不同。

应当承认,关员能力素质存在个体差异,出于正视差距、高效管理、便利通关和易于操作的考虑,无论是文件制定还是现场作业,“自用、合理数量”原则,都是着眼于关员眼观、手查、简单思维便可确定用途和数量上,有其合理的必要成分。但绝大多数商品本身,并不能反映其“自用”还是他用或商用的用途,数量合理与否更是主观标准,只能凭借关员自主判断。

“自用、合理数量”原则

有时在“惩恶扬善”方面

难以平衡

行政相对自然人在商品超过规定限值的情形下,诚实善良者按规定缴纳税款,按货物监管甚至无法通关;凶悍狡诈者或演化为对海关执法的抵触、质疑、谩骂,甚至撒泼耍赖,现场关员为化解矛盾,避免风险,有时不得不按规定使用“自用、合理数量”原则执法。这就造成善良取件人“相对吃亏”,凶恶取件人反而得到少缴税费、简化通关的“好报”——这绝非立法之本源目的及执法者希冀之结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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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意见

“自用、合理数量”不是认定个人物品的标准,引发商品跨境流通的非贸易性或非商业性才是认定标准。通过前文论述,“自用、合理数量”原则确有其现实合理性,但绝非具有必然正确性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(以下简称《海关法》)第四十六条规定,“个人携带进出境的行李物品、邮寄进出境的物品,应当以自用、合理数量为限,并接受海关监管”。

仔细琢磨这条义务性规范,《海关法》是对个人携带或邮寄已划分为物品类的商品,提出“自用、合理数量为限,并接受海关监管”的要求,绝非解释什么是物品或海关如何认定物品的技术性规范。而且,本条规定的义务主体为个人,如果行政相对人为法人,则不适用。这也就是说,法人收法人用的商品,不是物品而是货物,根本谈不到“自用、合理数量”的要求。因此,无视商业性及非商业性,把“自用、合理数量”上升为行邮物品监管的原则,并奉为个人物品认定的圭臬,实是挂一漏万之举。

商品跨境流通的非商业性是个人物品的本质属性。进境到国内的商品,除大型生产机械设备等,日常生活用品都为自然人自用,因而不在某个具体情境谈“自用”毫无意义;“合理数量”更具有主观判断的不确定性。外延可以任意扩大的概念是不能作为某个事物定性标准的。相对地,商品跨境流通的商业性,是一个内涵及外延都很明确且描述商品流通属性的概念,作为国家进出境管理部门的海关,是可以据此进行判断的。

商业性与否的认定,应当也只能限制在进出境环节。还有人对商业性的判断存在模糊认识,认为对商业性的判断不是看物品取得的方式是否为商业性,而是看其使用目的和用途是否具有商业性。例如,为自己使用,到国外商店购买两瓶化妆品或通过网购两瓶化妆品,购买方式上都具有商业性,但不能说国外购买后携带进境就是物品,网购的就是货物。

这种观点是错误的。

一是混淆了商品取得与商品跨境流通的概念。商品取得方式都是购买,但跨境流通的方式就有携带和购买的区别了。

二是游离于进出境环节和海关监管职能说事。作为国家进出境管理部门的海关,只有在商品流通进出境环节才具有实际监管的可能,进境前是购买还是赠与,进境后是自用还是商用,都不是海关职权和监管能力范围。

三是对携带、邮寄、购买三个概念,以及邮递、旅检两类监管思维混乱。携带、邮寄是商品进出境方式,购买则是引起商品进出境的前源行为之一;而携带有携带的监管规定,邮寄则有邮寄的监管规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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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

一是明确商品跨境流通的非商业性是认定个人物品的标准;海外代购、网购及邮购,在性质上属于货物,理论上按货物监管。

二是明确自然人以海外代购、网购及邮购等方式进口个人物品,且海关认定在“自用、合理数量”限度内的,以非商业性的个人物品论,实际按照个人物品监管。

三是明确法人或自然人以海外代购、网购及邮购等方式代理自然人进口个人物品,采用自己收件再行发送形式的,按照货物监管;采用被代理人直接取件形式的,对被代理人采用上述“建议二”的方法,并对代理人追究违法经营、偷逃税款、影响监管秩序的法律责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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